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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日本《前川报告》之路为啥没走通?

字号+ 作者:梅新育 来源:中金观察 2016-03-17 14:54 我要评论( )

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需要地位稳固、目光远大、行事坚定的领导集团,但《前川报告》出台前后的日本社会开始出现衰败苗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正事也就不能不耽搁了。

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需要地位稳固、目光远大、行事坚定的领导集团,但《前川报告》出台前后的日本社会开始出现衰败苗头,在上层突出表现为政治精英群体缺乏凝聚力和担当魄力,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正事也就不能不耽搁了。

“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之初,经常被外界喻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马歇尔计划面向的是欧洲国家,而且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冷战色彩,是希望尽快扶植西欧国家经济复兴以对抗苏联集团;“一带一路”面向的则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又是一个经济开发计划,也无意于根本颠覆现行国际秩序而创造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因此,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并不合适;与日本当年的《前川报告》比较可能更加合适。

与“一带一路”一样,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是一个“出口导向”色彩浓厚的国家企图通过发展贸易伙伴的经济来稳定本国外需,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日本经济的转型升级不算很成功,不但未能实现持续增长,反而因为吹大泡沫经济而最终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正因为如此,审视《前川报告》和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失败教训,对我国“一带一路”计划颇有借鉴之效。

《前川报告》得名于主持制订这份报告的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其背景是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并多年苦于“滞胀”而无法自拔,拥有巨额贸易盈余的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国由此筹划对拉美、亚洲和非洲开展大规模实业投资,支持第三世界工业化,以促进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带动世界经济摆脱长期萧条。

联邦德国社民党发表了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主张南北合作共同发展;为解决“黑字还流”(此处“黑字”指贸易盈余)问题,日本当时也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工业基础设备,特别是墨西哥、伊朗、巴西和中东国家。

三菱集团研究所倡议创办的日本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提出,为了摆脱由于巨额经常帐户顺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机状况”,日本必须改造成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其后数年,《前川报告》一度隐然成为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蓝本。

不难看出,上述主张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乏相似之处。可想而知,如果走通了这条路,今天的日本经济社会就不会是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那么,《前川报告》之路为何未能走通?

首要原因当属美国对日本大政方针的控制。当时,美英右翼势力惟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危及其经济优势和战略统治,对以《前川报告》为代表的思路极力阻挠。

根据美国学者凯塞·沃尔夫的记载,当时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告诫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日本。”与此同时,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1985年9月19日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1987年2月又签署《卢浮宫协议》。时过境迁之后回顾,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正是《广场协议》把当时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拖下了深渊,这份协议在日本制造了庞大的“超级日元”泡沫,引诱日本充当了境外美元资产的大买主,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融资,为濒临绝境的美国房地产投机商“解套”,为美国的通货与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本国最终却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十年萧条漫漫长夜,至今仍然无法重新恢复活力;弗里德曼也将日本泡沫经济归咎于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实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美国学者凯塞·沃尔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联合通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威尼斯泡沫骗局”,诱骗日本入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美国是否有意识地通过《广场协议》转嫁了金融泡沫并由此全面确立追逐国际铸币税的原则还存在争议,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21世纪初,美国没有再次出现类似1979—1982年间那样的通货膨胀,并成为继瑞士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货最稳定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能够有效地迫使日本走上这条不归路?是因为日本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与德国、意大利一样都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战败国,因此不可能自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道路。

2011年春利比亚战争期间,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伯茨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就直率地道破了西方集团内部关系的实质:“北约国家都是受美国操纵的国家,英法意德都隶属于美利坚帝国。美国驻军从1945年开始已经占领德国66年了,意大利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样的国家谈得上是独立国家吗?”

正是这一点,在千百万“商社战士”以其蓬勃朝气、不屈不挠精神把日本经济推向高峰之时,就埋下了日本经济日后必然“被赶超”的悲剧命运;也正是这一点,驱使现在的日本走上了根本违背其自身长远利益的为美前驱、对抗中国之路;同样正是这一点,使得欧洲在北约东扩、难民等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有损自身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即使对德国未来的长远前景也不宜过度高估。

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领导层频繁易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需要地位稳固、目光远大、行事坚定的领导集团,但《前川报告》出台前后的日本社会开始出现衰败苗头,在上层突出表现为政治精英群体缺乏凝聚力和担当魄力,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正事也就不能不耽搁了。

通过长期的儒家学说熏陶,依靠单一民族构成,日本曾经建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动员能力的社会,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经济重建,直至1980年代初,莫不如此。但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正当日本迫切需要强有力领导带领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时,却出现了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缩短的趋势。

《前川报告》发布于1986年,而笔者统计,从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0年6月8日菅直人就任首相,历时不足23年,日本便更换了21任、16名首相,平均每人任职仅约一年半,任职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职)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职)任职都只有两个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卸任之后,日本首相“短命”现象变本加厉,安倍晋三“二进宫”至今三年出头,已经算是近十年难得的“长期”任职首相。

这样,在相当程度上,日本事实上曾多年处于无领导状态,犹如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一艘没有船长的航船,其状态比明神宗万历晚年多年不上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可能带领日本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尽管日本是个成熟的发达国家,有一套独立于政务官任免而运行的公务员体系,即使高层变动不居,只要不遭遇重大危机冲击,这个公务员体系仍能保证日本社会日常生活运转;加之前人给现在的日本留下了丰厚遗产,日本人仍能维持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国民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种状态守成坐吃山空足矣,为国家开辟新天地则无能为力,一旦遭遇重大危机冲击更是原形毕露;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人们不能指望不遭遇危机,只能寄希望于拥有应对危机,乃至预见危机的能力。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专门技术,不必虚妄地声称民主体制下可以不需要杰出领袖、仅靠庸常人等就能治理国家。不必虚妄地神化西式公务员体系,声称实行了这个体制就可以摆脱政局和高层领导变动的影响而保证国家正常运行发展,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这种声称的功能实际上就动摇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为这表明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在治国中是不必要的,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体系才是必不可少的。不必虚妄地赞美那种对政治家小节过于苛刻的风气环境,即使不考虑这种风气环境对政治领袖形成了逆向选择机制,使得只有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之徒才能幸存、上位,“大行不顾细谨”的雄才大略者却要备受抑制;假如政治领袖是必要的,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结果必然是实际权力转入不受选举政治左右、任职稳定的官僚体系,所谓“选举权”遭到架空。

《前川报告》失败的第三大教训是未能处理好与力图赶超它的贸易伙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

中日两国客观上存在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竞争关系,因此,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日本面临两难选择:作为长期“出口立国”的国家,不可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机会而拱手让人;但又担心扶持了竞争对手。当时的日本决策者们采取更重视东南亚、拉美乃至中东的策略,结果是使得自己丧失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在中国市场曾经占有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华出口额落到了韩国之后,最终也未能阻止中国经济总量超越自己。

与日本不同,中国国土上不存在美国占领军,相反,新中国政权恰恰是通过抗美援朝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正是这样的本质不同,决定了当年的日本不可能实施《前川报告》,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选择“一带一路”的最优决策开辟新天地。中国的领导核心也是稳定强有力的。但如何处理好与力图赶超自己的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国对此还需要积极稳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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